编前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党史工作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新时代党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部门网站开设“读故事学党史”专栏，陆续刊发关于党的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工作方法的党史故事，推动安康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干部职工进一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康行政审批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西柏坡立规矩

作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性，强调纪律和革命的关系，指出只有依靠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否则，我们党将很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底1948年初时，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改变，战场也主要转移到国统区，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然而，当时党内和军队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各地相继发生许多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高家堡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关于我军攻克高家堡破坏纪律事件的报告》中，反映了部队在攻克高家堡之后，对商人、摊贩和国民党军俘虏及其家属财产采取没收的办法，导致解放军在接下来的打仗行军途中遭到严重阻碍。高家堡事件经由习仲勋报告后，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1月9日，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报告进行专门批示，指出：没收商人、摊贩及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等行为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当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由此拉开了1948年全党在西柏坡立规矩、抓纪律建设的大幕。这是我们党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取得胜利的必然举措。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央政治局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自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党的“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就是要加强纪律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尤其是要“保持党内的统一和纪律”；“对于不遵守党章，破坏纪律，破坏党内正当秩序的分子，必须给以处罚”。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鲜明口号。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部分机关存在不请示、不汇报的情况，严重影响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科学决策。林彪和东北局不重视、不请示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成为中央批判的典型。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就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可林彪和东北局直至8月初仍然没有行动。于是，中共中央于8月15日发了一封长文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予以严厉批评。收到中央措辞严厉的批评电报后，林彪当天立即向中央进行检讨，并送来了综合报告。接着，东北局于8月19日向中央发了检讨电文。对此，中央立即回电，肯定他们的检讨，并再次强调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九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这为全党进一步严格执行中央决策和请示报告制度提供了制度遵循和依据。

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浓厚的情况，毛泽东于1948年9月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即使有了正确的规章制度，也不等于是健全了党委制。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12种工作方法，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这些规定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问题，加强了党的纪律性，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到拥有300多万名党员，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很有必要。为此，毛泽东提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不久，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党中央通过立规矩加强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行动提供了纪律规矩，为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供了重要保证。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但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因为该会议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约法六章”。带着这样的约定，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进京赶考。

纪律是否严明，考验着一个政党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决定着人民的选择。1949年6月，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概括出了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厉”“执行纪律、主义第一”等特点，显然，这是他同共产党多年打交道的心得。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办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之所以将党的“有纪律”放在我们党能够取得胜利的首要位置，显然是总结历史尤其是总结1948年全党立规矩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看法：我们党要想坚持革命到底、战胜敌人和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加强纪律性。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与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时强调：“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立规矩”,从制度上规范工作程序，从纪律上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无疑为全党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