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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历来是我们党所倡导的。在这方面，周恩来堪称表率。从今天保存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档案馆里周恩来写给淮安县的三封书信中，就能看到周恩来在对待“个人家事”时不徇私情的态度。这三封书信都是周恩来因给八婶母治病及办理后事等要求当地政府不要过度干预而写的。

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1877年生于江苏省宝应县天平大镇一户农家。她嫁到周家时，周家已经败落。1907年夏天到1908年初，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当时，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又在外谋生。10岁的周恩来在清江浦无法生活，只好带着周恩溥、周恩寿两个弟弟回到老宅。八婶母成了周恩来的实际监护人。周恩来的八伯父周贻奎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腿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八婶母既要照顾周贻奎和自己的儿子，还要照顾周恩来三兄弟，六口人生活十分艰难。周恩来后来曾这样回忆这段困难的生活：“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也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要饭去吃，恐怕也没有地方要去。”

八婶母虽是周恩来的婶娘，但两人感情甚笃，情同母子。1950年夏，已经是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将八婶母接到北京，以尽孝心。在北京的两个多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探望她，并带她游览名胜古迹。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1953年夏，周恩来再次将八婶母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后又让人护送其回到淮安。行前，周恩来还特意让工作人员转告当地政府：八婶母的生活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由他本人每月汇寄生活费。

八婶母年轻时受了太多苦难，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生活安定下来，但已经重病缠身，晚年患上了乳腺癌。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不治之症。她在淮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时，县委把病情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得知八婶母病情，周恩来非常难过。1956年10月29日，他复信淮安县。

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佰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此致敬礼!

周恩来

信中的陶华是八婶母的儿媳妇。从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出，周恩来虽然对八婶母情深义重，但并没因为自己身居高位使其转院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大城市，而是给出了就地治疗和后事从简的指示，还主动要求承担全部医疗和丧葬费用。信末，周恩来又加写一句：“此信请转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1956年底，八婶母病逝。淮安县委将这一不幸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后，周恩来当即给淮安县寄去了200元钱。按照当时的物价，这是个大数目。但周恩来还是担心因为八婶母的事花了公家的钱，就委托邓颖超给淮安县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1957年3月13日，周恩来又让秘书回了第二封信。

总理伯母去年逝世后的善后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

  致

敬礼!

收到淮安县的单据后，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第三次复信。

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我伯母家现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现寄去为安葬我伯母善后费用所欠尾垫款二十五元，请查收。

  致

敬礼!

周恩来给淮安县的三封“家书”，流露出对亲人的深情厚谊，但又不因自己的总理身份对家乡政府颐指气使，要求他们对亲属特殊照顾；而是要求他们不要接济自己的亲人，与他们在费用上“斤斤计较”，唯恐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至今读来，仍令人喟叹不已。